在一批美国学者看来，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能再把中国看作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了，适用于西方国家的研究方法现在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中国

　　当西方政治学家们研究一国的政治和政策时，典型的方法是探讨这个国家的政府结构，例如，如果研究的对象是美国，研究者就会研究：政府的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是如何构成的？它们各自的权力范围是什么？它们通过什么手段来行使其权力？总统、政府各部门和国会在决策过程中起什么作用？这种方法代表的是一种被称为“官僚决策过程”的研究模式，它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流行，其最早的贡献者之一是我们所熟知的《文明的冲突》的作者亨廷顿，而集大成者则是格雷厄姆·艾利森。

　　然而，长期以来，美国学者在研究中国的政治和决策时，采用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方法。美国著名的中国研究专家肯尼思·利伯特尔（李侃如）和迈克尔·奥克森伯格把它们归纳为两种模式——“理性”模式和“权力”模式，前者侧重于研究某项具体政策的变化；后者则把注意力集中在政治精英的权力斗争上，关注一些重大的政治运动，如“反右斗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哈佛大学著名中国政治专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的名著《文化大革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不过在李侃如和奥克森伯格看来，这两种方法之间的界限并不是不可逾越的。

　　那么为什么对中国的研究会采用与对西方研究不同的方法呢？首先我们必须看到，“官僚政治过程”模式倡导者的基本假定是，政府不是一个单独的、进行理性决策的单位，相反，它们是由一些对政府政策持不同观点的组织或个人行为者所组成的，彼此之间相互竞争以影响决策者的政策选择。由于此，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必然充满了讨价还价和妥协。政府决策过程因此通常是一个集体活动，而非个人活动，是一个政治过程而非认知和理性思维过程。最后的政策的选择可能不是最佳选择，但一定是照顾到各方利益的选择。

　　而美国学者传统上认为，中国政治是极权主义的，其决策很大程度上由少数领导人说了算。

　　但是这些人的看法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受到了挑战。以李侃如、奥克森伯格的著作《中国的决策，领导、结构和过程》为开端，迈克尔·兰普顿和曾担任克林顿政府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的苏珊·舍克（谢淑丽）等一些在中国研究领域里志同道合的学者，把“官僚政治过程”模式引入了对中国政治和决策的研究。

　　在这些学者看来，自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能再简单地把中国看作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了，适用于西方国家的研究方法现在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中国。原来对中国决策的流行研究方法，把注意力放在了中央领导层，而现在他们看到，中国的决策往往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复杂的协商过程。

　　兰普顿在讲解中国的政策决策时经常举的例子是，当中国政府决定在一个三省交界处建设一座水坝时，像任何西方国家一样，水坝的高度并不是取决于某一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决定，而是取决于三个省的领导人、中央政府的水利部、财政部等所有受益、受损和相关单位之间的协商，因为这涉及到淹没农田和移民的数量、发电量、财政开支等诸因素。

　　兰普顿和迈克尔·斯温还把同样的模式应用于对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决策的研究。兰普顿把中国改革开发以来外交决策的变化归纳为：专业化、参与者的多元化、非中心化，以及受到全球化的深刻影响。而中国的政治过程正在变得制度化，是所有美国研究者们的共识。

　　尽管有了如此的变化，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政治和决策方面取得的进步与其他学科相比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这不仅因为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而这些还很难为西方人所真正理解和把握，而且还因为他们研究的资料来源仍受到很大限制。

　　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当西方经济学日益把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作为关于国际贸易和国际货币理论的教科书中的典型案例来讨论时，西方的比较政治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却很难涵盖对中国政治制度和决策过程的研究，这些学科也几乎没有从与中国有关的案例研究中归纳出理论和概念。这表明西方对中国政治和决策的研究仍然是不成熟的